我们不应把亚“投行”简单视为一带一路的“筹码”，而是应当从推动国际规则制定提供国际公共品的高度来看待亚投行的价值。

　　6月29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议》在北京签署，给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下称“亚投行”)设定了基本大法，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注。不过，对亚投行的角色，坊间有不同观察。一些外媒认为，亚投行是“服务中国‘一带一路’的工具”，甚至有国内观察者都说亚投行是“一带一路”的“撬杠”，对于这种观点应如何看待？

　　陈晓晨：我认为，这是一种狭隘的视野。我们不应把亚投行简单视为“一带一路”的筹码，而是应当从推动国际规则制定、提供国际公共品的高度来看待亚投行的价值。

　　诚然，亚投行与“一带一路”确实存在重合点。“一带一路”沿线城镇化与工业化，形成了巨大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而这是亚投行将来服务的对象。据亚洲开发银行测算，2020年前亚洲地区每年基础设施投资需求高达7300亿美元。然而，亚开行去年仅提供了210亿美元贷款，其中还有66亿美元是联合融资。显然，资金需求与供给之间存在巨大的缺口，亚投行由此应运而生。亚投行协议开篇即开宗明义，阐明其宗旨为“通过对基础设施和其他生产性部门的投资改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因此，亚投行与“一带一路”倡议在基础设施投资上确实存在相关性。

　　然而，我认为，尽管亚投行与“一带一路”倡议存在共通点，但却并不能简单地把亚投行视为仅仅服务“一带一路”的工具。 从属性上看，“一带一路”并不是中国单方面的“战略”，这是一些人的误区。“一带一路”是共商共建的经济合作倡议，旨在共同打造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而亚投行是亚洲的政府间多边开发性金融机构，是一个中国参与国际治理的平台，也是中国向全亚洲乃至世界提供的国际公共品。

　　从目标上看，亚投行是中国主要推动的一个新的国际多边机构，通过金融手段促进亚洲基础设施建设与合作。而“一带一路”倡议主要是为了促进经济合作、国际产能的合作及其他一些领域的合作。在实际运作中，亚投行确实将在客观上有助于中国与亚洲国家的合作，但是，从初衷上看，亚投行主要着眼于亚洲尤其是中小国家自身的能力建设，并对现有的国际金融体系起到填补空白和补充性的作用。

　　从地缘经济角度看，“一带一路”的范围很广，超出亚洲范围，且具有一定的延伸性。与此同时，亚投行也并非仅仅为“一带一路”项目提供金融服务，而是普遍地服务亚洲的经济发展项目。

　　亚投行虽然与“一带一路”倡议一样，都是主要由中国主要推动，但并不能因此被简单视作“一带一路”的工具，更不是中国一个国家的工具。如果沿线国家有好的项目，亚投行作为一个国际多边机构将会严格遵守亚投行的规则开展投资活动，按照开放包容的精神发展亚投行。相反，倒是现存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向一些国家施加了苛刻条件，被一些人认为是某些国家的“外交工具”。

　　亚投行最大的价值，就是给了中国一次机会来参与国际规则构建

　　中国经济时报：既然亚投行并非中国一个国家的工具，那么亚投行之于中国有何价值﹖

　　陈晓晨：我认为，亚投行的成立代表着中国在国际治理体系上的创新，是一次重要的尝试。亚投行最大的价值，就是给了中国一次机会来参与国际规则构建。

　　我们都知道，过去70年来，美国主导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为解决全球重大问题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但当前这辆“旧车”已显疲态，亟须改革。而美国在IMF改革问题上迟迟不能落实改革承诺，引发众怨，作为最大的国际货币发行国，美国也没有尽到提供“国际公共品”的责任。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发起亚投行，能够缓解现有体系中的矛盾，提供“国际公共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换言之，亚投行的目标是带动亚洲国家经济长期发展，决不搞一个国家的“一言堂”；治理机制必须要有创新，决不搞美国式的霸王条款；决策应该以经济发展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为主要目标，决不搞意识形态、价值观优先。只有让亚洲国家搭上中国发展的“顺风车”，才能从根本上实现中国与亚洲国家的共赢。只有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才能在实践中提高中国制定国际规则的水平，促进国际经济金融体系向更公正、更合理的方向发展。

　　“一带一路”重塑大国与小国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