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梁自然流转土地配套的水利设施大多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修建的，现已完全废弃。单是为了平整田块、整修水渠和田间道路，梁自然又投了200多万元，但这也只能解决不到30%田块的灌溉、机耕的需要。

　　表面上的集约化经营并没能解决生产现实难题。2009年至2010年，梁自然平均每亩地成本投入近1400元，种粮持续亏损。2011年梁自然不得不把流转面积缩减到2900亩，但当年又先后遭遇冻灾、旱情，粮食减产超过30%，搞得农民土地租金没法兑付，还拖欠了20多万元工人工资和农药物资款。最后，梁自然种地累计亏损已有200多万元，不得不退出全部流转地，种粮以破产告终。

　　农业盲目投入需警惕，政策支撑体系待健全

　　半月谈记者跟随梁自然再次回到他曾经转包的农田，看到有的田块已经种上了树木，有的则被改造挖成了鱼塘，还有不少土地荒芜，只是偶尔能见到一两个老农民在犁土翻田。看到这样的场景，梁自然连连叹息。

　　为啥有了完整的集约化设计，种粮还是不赚钱，甚至亏本?梁自然经过反思认为，这主要有两方面原因：

　　一是种地过分求大，盲目投资，没有真正做到适度规模经营。梁自然坦陈，当初是凭着一腔热情种地，没有充分考虑农业生产实际，也没搞风险评估。转包1万亩地平均每年投入都在1000万元以上，这已经超出了梁自然的经济承受能力。只要有一年经营亏损，就容易使资金链断裂，梁自然本人和农民的利益都会受损。

　　二是政府农业补贴、农业金融、保险等政策性支撑体系建设滞后，使大户种地抗风险能力脆弱。

　　规模种地，需要大量资金投入。规模种地以来，梁自然几乎天天为钱发愁。“政府农业补贴标准低，还经常拖欠。直到破产时，政府还欠我30多万元补贴款。”梁自然说，他三天两头跑银行贷款，但是很困难。农业项目投入形不成固定资产，不能抵押融资。自己只能到处筹钱，甚至借高利贷。

　　“种粮以来，我几乎每年都会遇到不同程度的自然灾害，但灾情损失只能自己扛。”梁自然也经常跑永川各家保险公司咨询办理农业保险，但得到的答复都是“农业风险太大，公司不办相关险种”。

　　梁自然认为，投资风险评估、社会化服务配套、政策性补贴、农业金融、保险等环环相扣，如果这些环节都能发挥作用，自己集约化经营可能不至于一败涂地。面对失败，梁自然仍不甘心，他还盘算着出去考察，准备再次包地种粮。(半月谈记者 李松)

　　农业项目“垒大户”风险重重

　　在部分传统农区，半月谈记者走村入户，深入田间地头，倾听种地大户的酸甜苦辣。不少农户反映，在土地规模流转的过程中，一些新问题和风险逐渐显现出来，亟待进行破解。

　　土地流转求大、求快，农业项目“垒”起了大户

　　为了发展农业生产，中央鼓励通过土地流转实现适度规模经营，但是在实践中，“多大规模是适度”标准较为模糊。半月谈记者在各地调研发现，近年来一些地方提出大力推进土地流转，出现了一股求大、求快的动向，一些种养大户、家庭农场“虚胖”现象严重。

　　在中部某粮食主产县，截至2013年，该县流转土地1000亩以上的农业大户有80多户、4000亩以上的有11户、1万亩以上的有3户，最大户土地流转面积近4万亩。

　　采访中，基层干部坦言，大规模土地流转被领导看成衡量农业发展政绩的指标。虽然农业部门并不赞成土地大规模流转，但上级官员很推崇，因为“大项目”才是看得见的政绩。

　　无独有偶，中部某农业大市也出现了类似土地流转规模过大的问题。据农业部门对土地流转项目分析来看，这个市一次性连片流转千亩以上的就有400多宗，面积近80万亩，占已流转面积近一半。不少土地流转项目在发展过程中也确实出现了“圈田占地有后患、规模过大有风险”等问题。

　　当地农业局干部告诉记者，土地流转面积过大投入就大，面临的市场风险也大，不符合适度规模经营的要求。一旦遭遇市场风险，容易引发生产波动，影响社会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