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守义集团派出的调查人员还发现,制假者使用的都是劣质原材料,生产地点多在家庭的地板上或蝇虫横飞的脏乱环境,年产值近亿元,销售网络覆盖了全国大部分市场。

　　直接的后果是:王守义集团在该镇打假8年,至今无果。

　　王银良直言,该镇制售假冒调味品之风之所以愈演愈烈、屡打不止,“与地方政府不作为、地方保护和司法腐败等不良现象有着根深蒂固的必然联系。正是那些在政府和执法岗位上的人的不作为和乱作为充当他们的保护伞,让犯罪分子逃避了法律的制裁”。

　　为了打掉这一顽疾,王银良专门从某反贪局聘请了一位专业人士,并在该人士的建议下,把该镇制假售假猖獗、长期无人治理的情况写进了今年全国两会的代表建议。

　　英国经济学人智库(EIU)全球预测总监、全球公共政策总监利奥·阿布露泽斯(Leo Abruzzese)曾在去年公开表示,食品安全和腐败之间有关联,腐败通常会破坏体系及项目。

　　2011年河南“瘦肉精”事件就是典型的食品安全腐败案例。事件曝光后,国务院联合工作组后期调查发现,涉事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未能严格执法,食品监管部门与涉事企业之间存在行贿受贿关系。另一个备受关注的食品安全大案是2008年三鹿奶粉事件。尽管涉事官员大多以“查处事故不力”论处,但公众指出三聚氰胺早就是个“公开的秘密”。

　　国家行政学院副教授胡颖廉认为,经济学人智库的假设是:维护食品安全是政府的一项基本职能,如果执法中存在官商勾结、钓鱼执法、养鱼执法等,会导致执法效率低下,让不法分子置身法外。而违法成本越低,违法行为也就越多,整体食品安全状况就会受到影响。

　　不过,胡颖廉也强调,尽管监管是我国食品安全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核心症结在于我国食品行业还处于小、散、乱状态,企业之间恶性竞争,想尽办法降低成本。

　　7年“大数据”:食品安全提升与查处官员数成正比

　　EIU总监利奥曾表示,从总体来看,中国在维护食品安全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中国政府正在努力反腐,如果能够继续取得一些进展的话,会更加推动食品安全的改善。

　　全国人大代表、文新茶叶董事长刘文新对此深有体会。在过去执法不严的环境中,刘文新也曾遭遇过地方执法部门为不法分子找关系、走后门的情况,最后只能不了了之。

　　随着中央反腐力度的加大,刘文新感觉现在的执法环境有了明显改善,“最起码现在社会上有些人不敢胡来了。下一步就是让领导和执法者敢于担当,敢于为民。”

　　事实上,梳理7年来的食品安全大案要案,不难发现,以2008年三鹿奶粉事件为分水岭,食品安全案件的查处及官员问责数量开始增多。而随着食药监系统机构重组、反腐力度加大,食品安全格局也在悄然发生变化。

　　在2008年之前,食品安全领域犯罪大多与拆迁、社保、就业、医疗等危害民生案件一同披露,很少涉及具体案件数量、办案情况及涉事公职人员。

　　到了2013年,两高报告披露的数据显示,2012年全国共审结生产销售问题奶粉、瘦肉精、地沟油等有毒有害食品以及生产销售伪劣产品、不符合安全标准产品等犯罪案件1.4万件,判处罪犯2万余人。立案侦查问题奶粉、瘦肉精、地沟油、毒胶囊等事件背后涉嫌渎职犯罪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465人。

　　而在刚刚过去的全国两会上,最高法、最高检所做的工作报告中再次重点提到,2014年审结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1.1万件,起诉制售有毒有害食品、假药劣药等犯罪16428人,同比上升55.9%;在食品药品生产流通和监管执法等领域查办职务犯罪2286人。

　　为何在2008年后涉及食品安全监管人员的信息披露开始增多了呢?同济大学法学院教授孙效敏认为,“首要原因是信息披露的力度有所加大”,这也就迫使有关部门加大了监管力度。

　　“新食品安全法出台后追加责任认定,食品安全渎职腐败行为也会有一定程度改善。”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郑风田也如是对新京报记者表示。

　　履新者毕井泉:“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

　　事实上,在食品领域的反腐早已开展起来了。

　　最高检联合最高法多次开展专项行动,仅2011年前4个月,就立案侦查涉及食品安全的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37件57人,其中贪污贿赂犯罪17件18人,渎职犯罪20件39人。

　　2014年2月,最高检通报5起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生产销售伪劣产品、食品监管渎职等案件。最高人民检察院渎检厅副厅长关福金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当前食品安全犯罪易发多发与一些部门监管不力、行政不作为,一些监管人员玩忽职守、包庇纵容有着较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