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类是因为食品安全和追踪惩罚的法令制度不健全或者徇私舞弊，导致食品安全事故的危害继续扩大。从理论以及发达国家食品安全监管的改革实践看，食品安全监管无疑趋向于专业化、公正性和独立性。国外食品安全监管制度和体系的变迁，很大程度上源于外部环境的变化，包括社会、经济和技术的变化，一系列食品安全危机最后进一步形成监管变革的动力机制。近三年来，我国在食品安全立法和组织体系建设方面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但由于监管模式不清晰和法制松弛，尚未对食品安全事故频发的现象产生实质性的遏制作用。

　　三、食品安全事件的“负外部性”

　　食品安全事件最直接也是最严重的危害，是对消费者身体健康的危害。一日三餐不可或缺，食品是否安全直接关系到每个人的身体健康甚至生命安全。对于影响巨大的食品安全事件而言，危害不仅仅局限在受害的消费者，而往往还会延伸到行业和国家声誉的层面，从而具有了经济学意义上的“负外部性”。“负外部性”的存在意味着食品的生产者和经营者给消费者和社会带来了危害，却没有为此而支付足够抵偿这种危害的成本，即出现了市场失灵。

　　第一个负外部性在于食品安全事件对于经济和民生的冲击。如三聚氰胺事件后，乳业全行业减产停产，数万名职工下岗，240多万户奶农杀牛、倒奶，大量城乡居民的就业、收入受到影响。2009年我国乳制品进口从2008年的35万吨猛增到60万吨。国产乳业元气大伤，至今尚未完全恢复。在事件发生后，进口奶粉一年之内数次涨价，每次涨幅在10%以上，国内消费者也为此付出了很大代价。

　　第二个负外部性在于对政府公信力和国家形象的影响。接连发生的食品安全事件，大大影响了民众的消费信心，严重冲击社会诚信道德体系。当民众对食品安全的不安情绪累积到一定程度时，往往会转化成对国产食品和官方声音的集体不信任，这会进一步增加食品生产和加工行业的交易成本。根据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统计的数据，2010年全国各级监管部门主动检查各类食品生产经营单位3500万户次，共查处13万起食品安全违法违规案件，但官方公布的2010年蔬菜、畜产品、水产品检测合格率达到了96%，官方和民众的反应落差就此形成。一些食品安全事件还涉及境外，给我国形象及外贸出口造成不利影响。

　　四、政府监管的着力点和缺陷

　　对于食品安全问题由乱到治的过程，最重要也是责无旁贷的力量来自于政府监管。从保障经济秩序和民众健康的角度出发，政府对于不同的食品安全问题和诱因应该采取不同的治理办法。

　　针对前文提述的第一类食品安全问题的成因，监管重心主要在于细化生产工艺流程和卫生环境要求，通过市场手段鼓励兼并重组和产生升级，加强对生产源头的监督，在注重保持中小生产者和经营者利益的基础上实施适当的行业准入等。总的来说，就是用市场优胜劣汰的方法解决食品安全的问题。

　　对于为达到个人目的故意改变食品质量造成第二类食品安全事件的问题，监管思路是“明晰规则，严明法治”。即尽量明确食物中允许投放的添加剂含量，对于暂时无法判断化学特性及对人体危害程度的非食用物质，设定最大允许的残留标准；其次强化食品标签的标准化制度，特别是对于添加剂含量和实际不符的食品要纳入召回范畴；最后是明确食品标准的制定机构和授权机制，目前我国食品标准包括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企业标准，彼此之间缺乏协调，造成了标准之间的交叉重复和规制盲区。

　　对于检测监督力量不足导致的第三类食品安全问题，首先要保证国内食品安全检测机构的独立性和客观性；其次不断检讨检测项目的完备性并把结果向社会公众进行公开；第三加强食品检测的频率，建立向重点经营单位派驻检测员制度并实施交叉轮岗，这些相对成熟的机制在美国等国家得到广泛应用，实践证明是可行有效的。

　　对于政府监管而言，最重要也是目前最应该改善的地方就是加强食品安全立法和执法，这是应对第四类食品安全问题的关键。2009年6月1日，中国出台了《食品安全法》，从立法角度奠定了现代食品安全监督体制的基础，并确立了食品安全监管的基本框架。尽管现行的《食品安全法》还需要进一步完善食品安全配套法规和综合协调制度，各监管主体之间的分工优化和协调配合还需要时间检验和调整，但毕竟我们在立法方面已经确立了基本的法制框架。但显然这才是食品安全监管的第一步，对于食品产业链上众多利益掺杂的警惕使我们对于严明的执法更加期待。

　　五、制度刚性化和民间维权组织的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