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营规模小、劳动生产率低是我国农业现代化的短板，导致农业生产成本居高不下、农业竞争力不断下降，农民收入难以达到全社会平均水平，经济增长过早失去劳动力再配置的库兹涅茨效应。“十三五”期间，应下决心把推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作为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的核心。

　　经过多年努力，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取得明显成就。随着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农业机械化发展，农业劳动生产率也有明显提高。但与先进国家比较，我国农业不同领域的现代化进展差异较大，农作物单产接近甚至超过世界先进水平，农业就业占比和农业劳动生产率则远低于世界先进水平，呈现“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畸形局面。

　　第一，农业劳动生产率低导致农产品价格缺乏国际竞争力。2001年加入WTO以来，由于农业劳动力价格起点低，尽管农业劳动生产率低，我国粮食等大宗农产 品的成本和价格仍具有国际竞争力。随着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迈过“刘易斯拐点”，尽管农业生产的用工量减少，但农民工工资开始明显上涨，带动农业劳动力价格上涨，进而推动农业生产的人工成本快速上涨，这是我国农产品价格竞争不过美国的主要原因。

　　第二，农业劳动生产率低导致农民收入无法达到全社会平均水平。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大是我国最大的结构性问题之一。

　　在工农产品价格已市场化、“剪刀差”不复存在的情况下，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大的根本原因在于劳动生产率差距大。

　　第三，农业劳动生产率低导致经济增长过早失去“库兹涅茨效应”。在工业化进程中，劳动力从低生产率的农业部门转向高生产率的城市部门，是经济增长的重要贡献因素。问题在于，我国经济发展已进入新常态，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步伐将会明显放缓。这很有可能导致我国在农业就业占比还未下降到20%左右，就提前出现“库兹涅茨效应”减弱、经济高速增长期结束。 在工业化进程中，随着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农业劳动生产率会逐步提高。从国外情况看，这个过程顺利与否，取决于土地制度、农业政策等多方面因素。从我国情况看，受“地”和“人”两方面特殊因素的牵制，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过程尤为艰难。

　　从“地”的因素看，特殊的资源禀赋、产权制度和配置偏好不利于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我国人均耕地面积仅为世界平均值的40%、巴西的1 /3、美国的1 /6，我国户均经营规模约为日本的1 /4、欧盟的1 /40、美国的1 /400，人多地少的资源禀赋使种植业特别是粮棉油糖等土地密集型农产品生产的劳动生产率难以提高。我国农村土地实行集体所有、农户平均承包，所有权不能买卖使所有权主体以村 (组)为界画地为牢、不能做大，承包权在集体成员中平均分配使地块进一步细碎化，经营权流转期限短使租地经营者缺乏扩大经营规模、增加农业基础设施投资的稳定预期。我国由于对粮食自给率有特殊要求，大量土地资源配置于缺乏比较优势的 粮食生产，使按价值量计算的农业劳动生产率也难以提高。

　　从“人”的因素看，特殊的城乡二元体制和城镇化路径不利于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二元体制，导致大量从农业中转移出去的青壮年劳动力未能实现市民化。需要引起重视的是，由于不能市民化，第一代高龄农民工开始返乡，不得不继续从事农业。这种劳动力转移轨迹，使我国扩大农业经营规模、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面临着比其他国家更为复杂的体制难题。

　　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急不得，也等不得。应根据农民就业和收入结构的变化，与时俱进地创新户籍、土地等制度安排，尽快补齐农业现代化的短板。以新型城镇化吸纳农业转移人口永久定居城镇、彻底离开农村，从根本上改善农村人地关系;以“三权分置”改革促进农用地流转与集中，加快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发展步伐;以三次产业融合发展促进农业劳动力劳动时间的均衡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