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已经在大豆协会工作的王小语偶然看到一则新闻：郑州大宗商品交易所到黑龙江考察调研，而调研的内容，与十年前如出一辙：调研是否设立水稻交易品种，要不要设立大豆、大米等期货交割库。对此，王小语只有悲凉。

　　可以这样说，作为产粮大省和商品粮调出大省，黑龙江本该早就建立的粮食交易体系，在原地徘徊了十年。但王小语很难说清个中的缘由是什么。这十年来，黑龙江政策研究层面的人士，其实也没少就此呼吁，但在整个国家的宏观决策体系中，这样的声音仍旧是微弱的。

　　王小语认为，如果期货市场在2003年就建立起来，粮食生产抵御风险的能力大大加强。在美国，多数农场通过合作社进入期货市场，另外不到10%的农民自行进入期货市场，部分农民还要通过期权锁定利润。期货市场不但有发现价格和定价功能，还能够有效服务实体产业。比如，农户能够在期货高价时卖出获利，加工厂可以在低价区间完成全年大豆采购，并在高价时把产品卖出获利。这样，不论是农户还是加工企业，都不用对赌大豆的涨跌，例如，近期国内豆粕价格连续上涨，沿海的加工企业因为有交割库的便利条件，可以把期货市场做为客户，卖出全年生产的豆粕实现利润，而黑龙江省的油厂因为担心市场变化，只能随进货随加工，一旦市场发生变化，只好被动承受市场变化的冲击。

　　但黑龙江落后的何止粮食期货市场，陈永昌说，这么多年来，黑龙江各类专业批发市场建设也严重滞后，没有市场交易平台，就没有参与权和话语权，有好东西卖不上好价钱。黑龙江生产的玉米和大米，成批成批地运出去了，却没有成规模的交易。大家都知道东北黑木耳好，但南方人采购大宗黑木耳，却不来黑龙江，要去山东东营。

　　仅仅单向输出，没有交易节点和物流集散，粮食产业对地区经济的贡献率很低。王小语说，以哈尔滨为例，这里曾经号称东方小巴黎，各国的银行和商行云集与此，那时的哈尔滨，是一个各种资本和交易汇集之地。而现在，哈尔滨早已失去了这个功能。

　　体制之弊

　　在中国经济整体放缓、进入新常态的周期之时，黑龙江的经济增速，成为最明显的沦陷区。2014年前三季度，黑龙江地区生产总值(GDP)增长5.2%，属于倒数第一。而这一年年初，黑龙江省为此定的目标是8.5%。

　　煤炭和石油，两大能源工业占据了黑龙江GDP总量近60%。2014年，石油和煤炭量价齐跌，是黑龙江经济减速的主因，陈永昌说，在这种形势下，黑龙江2015年的经济发展计划，也正在调减，预计会确定在6%。

　　将困境全部归结于国际市场的冲击，或许并不客观。陈永昌分析，这些年黑龙江省政府层面也深刻认识到了发展粮食加工业、延伸产业链的重要性，但为什么发展得仍不理想呢?原因是多重的。黑龙江历史上受前苏联的经济模式影响较重，计划经济建立得最早，离开得也最晚，至今还有旧胎记。对于统一的全国大市场来说，黑龙江的产业结构单一，提供的都是初级产品，这种产品结构风险很高，只要产品卖不掉，就会造成经济下滑。

　　而另一方面，黑龙江国企数量多，非公经济比重小，是计划经济留下的结构性弊端。而在国企的数量中，央企又占据了其中的60%。面对央企，地方政府常常有回天乏力的感觉。因为在旧的经济格局中，央企处于绝对的垄断地位，对市场和价格都有绝对的影响力，对地方的反哺作用很小。这同时也造成了本地民营企业发展空间小，竞争力不足。

　　而这种结构性的矛盾，也深刻影响了人们的思想观念。过去数十年，当各省市的人跑北京争取政策和资金的时候，黑龙江省往往只是被动的等待，从政府层面到企业层面，普遍缺乏竞争的意识。

　　很多企业还停留在计划经济的思维模式里，只知道抓生产，做好产品，不重视市场开发，缺乏品牌战略，全国都知道黑龙江的大米好，但大米真正叫得响的品牌却很少。各家企业生产的都是“大路货”，不同企业之间还恶性竞争，到处造假，一度影响了绿色食品的形象。

　　种粮大户刘金龙似乎意识到了这个短板。和父母不同，刘金龙今年32岁，常常上网关注国际市场的大豆行情。如今，像他这样愿意种粮的年轻人，在村里很难见到了。对农产品生产，刘金龙意识到，如今虽然成立了大豆合作社，但仍然没有自己的品牌，没建立起自己的销售渠道，即便是前两年，大豆销售的利润，也大部分被粮贩子赚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