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三鹿奶粉事件刚过，食品安全特别敏感。所以一篇谈地沟油的科普报道，莫名其妙就火了。我跑过教育、写过特稿，做过环境记者，但是职业生涯中影响力最大的几篇都是跟食品安全相关。

2食品报道中的政府形象：4个字，叫“不归我管”中国从2004年开始确定食品安全分段监管模式。所以2005年我刚工作，报道肯德基苏丹红事件，采访监管部门，看到的就是工商推质监、质监推食药。像地沟油问题，都推给城管，最后还是公安破的案子。现在豆芽、走私肉还存在部门间推诿扯皮的问题。3报道中的科学家——集体失语、话语权旁落那时候官方的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还没有成立，民间刚成立科学松鼠会，还没有果壳网。董金狮就是那时候出现的，地沟油报道之后，我的一个同事采访他，写了一篇讲塑料餐盒污染的报道。4报道中的媒体人——遭遇专业性困惑那时候没有专职做食品安全报道的记者，都是社会新闻、卫生口、质监口的记者兼职操作。

食品安全报道具有新闻专业性和科学专业性这两重专业属性，那时我们还只强调前者。

比如媒体的专业技能中有一项叫“翻译”，要把复杂问题或科学问题翻译给读者听。

像“你吃十顿饭有一顿饭会碰到地沟油”这句话，陈院士一直不太认可，但对媒体来说，这就是翻译。

地沟油总量200万-300万，这个数字央视报过，北京科技报报过，为什么没太大反响？主要是没翻译，200万再大也只是个数字。当时我多问了一句“中国人一年吃多少油”，发现中国每年消费动植物油总量是2250万吨。这样200万就有了参照物。进一步翻译，按照这个比例，你吃十顿饭，有一顿可能碰上地沟油。

那时候我们也不懂量效关系。

地沟油里检测出黄曲霉毒素。我采的专家说，黄曲霉毒素毒性超砒霜百倍。后来我查论文，精确的说法是60多倍。几年后，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搞公众开放日，我第一次系统听讲量效关系。当时钟凯说“离开剂量谈毒性就是耍流氓”。那时候我才知道自己耍了流氓。

国际上解读食品安全问题都用风险分析框架，包括风险评估、风险管理、风险交流三要素。其对应的三个主体——科学界、政府、媒体，在2010年时都存在先天不足。我们缺少做风险交流的科学家、缺少负责任的监管部门、缺少懂科学的记者。

上述种种造成的结果是，2010年的食品安全报道真伪难辨——真问题和伪命题并存。

比如对食品添加剂的妖魔化，这是从2009年开始的。当时有个日本人叫安部司写了本书：《食品真相大揭秘》。安部司号称日本添加剂之神，因为看到女儿吃“化学丸子”，幡然悔悟，开始揭批添加剂。我当时给这书写了一篇书评。

现在大家介绍我，都说是食品安全领域的资深记者。其实“资深”不是因为总是正确，而是因为错得更多，错得更早，多的不是经验，是教训。

包括后来央视的速生鸡报道，也是真伪并存。你通过片子能看出真问题是抗生素在养殖业的滥用以及检测环节的造假。伪命题说这鸡长得快，是因为吃了激素。

所以从2010年到2014年，于我个人而言，是不断试错和成长的过程。对各位跟食品安全报道相关的人士，无论是官员、科学家还是企业，同样也是不断试错和共同成长的历程。

转眼到了2014年，上述几方面要素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1社会环境：食品安全热度下降刚才说了，2014年食品安全的舆情热度比2013年下降了30%。

这为食品安全报道回归客观理性创造了条件。过去阴谋论者认为不靠谱的食品安全报道背后有商业利益驱动，我认为是极个别。除了利之外，人生的另一大诱惑是名。在食品安全燃点低的时候，相关报道很容易引发反响，这对年轻记者是一种诱惑。而且反响度和描写的危害程度成正比，这也是为什么媒体报道通常在危害性上有偏差。舆情降温，有助于报道回归理性。2政府部门：从分段监管趋向统一监管，开始行权履责2013年食药监管体制改革，把散落在工商、质监、卫生等食品监管职能统一划归食药部门。现在有食品安全事件，监管部门会主动出击。他们现在舆情监测太敏感，以至于我们私下要讨论有时候是不是反应过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