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企业的监督方面,虽然有关监管部门有一整套监管措施,但这些措施很难从纸上落实到实际。记者在民乐乡一家企业的《产品质量安全控制公示版》上看到,“社会监督监管责任人”的照片和名字均无内容,而在另一侧的一张《日常巡查情况记录》单,已颜色泛黄,单上一片空白。

　　由于五常大米价格高,一些企业把外地稻运进五常市,加工后再充当五常大米卖出去的“洗澡”现象仍然存在。在一家米业有限公司,企业负责人绝口不提水稻来源问题。后来以“采访也没有用”为借口拒绝了记者采访,记者提出的看一看加工车间环境的要求也未被允许。

　　对这一核心问题,五常市政府部门曾组织工商、质监、公安等多个部门联合打假,甚至采取了“四门落锁”的方式封锁外地水稻进入。但“洗澡”现象并未得到根治,个别政府官员加入到给外地稻“洗澡”牟利的行业,给政府监管平添了不少难度。

　　五常市冲河镇农民刘权告诉记者,春节前他妹夫和外甥替一位干部收米,在佳木斯附近收水稻每市斤1.51元,这位干部转手卖给五常市某著名粮企的价格就是1.91元。刘权说,他妹夫在给外地水稻“洗澡”过程中出车祸身亡。

　　五常市质监局局长赵春雷说,对这一问题,仍有企业钻空子,原来是行政命令式管理,现在要依法监管了,发现执法缺少法律依据。因为粮食市场是开放的,政府部门无权阻止水稻加工企业运输水稻。

　　记者在五常市采访,多个企业都认为,五常水稻掺外地稻现象普遍存在,而且比率相当高,但各企业均坚称自己不掺外地稻。

　　据五常市政府部门介绍,五常水稻种植面积逾200万亩,年产水稻150万吨。但五常市每年到底运出多少“五常大米”一直是个谜,五常市政府、农业局、税务、质量监督部门都无法给出记者一个明确答案。据推算,五常市所有稻米加工企业的产能逾400万吨(有政府官员介绍超过800万吨),超过全部水稻产量的一倍还多。虽然各企业不满负荷生产,属季节性加工,但五常市运出的“五常大米”远超过其本地水稻所能产出的大米量已成不争的事实。

　　为适应改革和市场经济需要,五常市于2015年1月在合并了原来工商、质监以及食品药品监督、物价等部分部门的职能后,成立了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赵春雷介绍,新的市场监管局对原有部门职能和人员进行了调整,虽然面临着更加严峻的监管任务,但他们有能力有信心负起对五常大米的各项监管责任。

　　从绿色农产品中脱颖而出的五常大米,正从“贵族价”回落到“平民价”。如果说五常大米的价格是在市场经济因素下的理性回落,那么当初有哪些非市场因素助推了这一农产品的价格高企?

　　五常大米该如何从真假之辨中破茧成蝶,让品牌效应成为拉动农产品乃至农业发展的新引擎?

　　面对市场经济,五常大米该如何找回“三纲五常”中的“信”字显得尤为关键。

　　回归:“福利米”大量消减,“贵族价”直线滑落

　　从普通的东北大米成长为全国大米行业的“佼佼者”,五常大米的价格也经历了“过山车”一样的变化。

　　记者多年关注五常大米的价格。随着五常大米的声名鹊起,2005年左右,五常大米的价格开始逐渐飙升,至2011年末2012年初,五常大米的价格升到最高,市场上一般的价格每市斤达到50元钱,最高的甚至达到每市斤199元。

　　然而从2012年秋季开始,五常大米价格开始直线回落,目前的市场价格一般为每市斤5元至8元钱左右,高价米也只有每市斤20元钱左右。

　　五常大米的价格为何从“贵族价”直线滑落?从企业到政府部门,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农产品价格的理性回归,而促使价格回归的主要原因之一,便是“福利米”大量消减。

　　五常人所说的“福利米”,就是企事业单位或政府机关以及个人花高价采购用于发放福利或者用于送礼的米。

　　“前几年,‘福利米’确实在我们这里占相当大的比重。”五常市一位大米企业负责人对记者直言不讳。他介绍,民乐乡、安家镇区域是五常大米的最核心种植区域,“八项规定”出台前,送礼风盛行,每年给国家各部委送礼的大米都从这里采购,而且买大米的都“不差钱”,花高价买了米,回单位还要更高价报账。这直接助推了五常大米价格的飙升。有的企业干脆直接做“福利米”,不用打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