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经济学的公共选择理论认为，一切政府管理活动无非都是公共选择的结果，有效监管缺失本质上是制度缺失、不均衡和不完善造成的。当前食品安全监管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是由现行食品安全监管制度的不合理安排造成的。

　　首先是政府“经济人”的自利性。公共选择理论认为，市场经济下私人选择活动中适用的理性原则，也同样适用于政治领域的公共选择活动。也就是说，政府以及政府官员在社会活动和市场监管过程中同样也反映出“经济人”理性的特征。我国食品安全领域的法律法规目前大约有100多个，500多个卫生标准。食品卫生监管并非无法可依。而问题何在?从若干年前的毒大米、毒油事件以及注水肉问题，到早些时候的“苏丹红鸭蛋”、“有毒咖啡”，再到去年以来的“三鹿奶粉事件”等。几乎每一例都可以找到有关企业违法的依据，也几乎每一例都可以找到有关部门监管不力的责任。一些食品产地监管部门失责，并不在于他们不知道源头监管的重要性，而在于地方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的错位。

　　其次是信息不对称。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政治领域同样存在信息不对称。政治领域的信息不对称，是指政府官员与选民所掌握的政治信息资源占有量的实际差别。现实社会分层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决定了政治市场的信息不对称。作为普通选民，他们与政府官员由于所处社会地位的不平等性，决定了他们所掌握的政治资源十分有限甚至完全没有，从而在现实社会中必然表现出政治信息的极大不对称。食品安全监管中的信息不对称就是一个典型代表。例如，早在去年3月就有消费者多次反映三鹿奶粉问题，直到8月份专家鉴定奶粉中含有三聚氰胺有毒成分，却没有及时对外公布，半年的沉默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巨大损失，这种安全风险传导机制不畅的问题，是《食品安全法》急需解决的制度桎梏。由此可见，能左右投票规则的政府及其官员，在进行食品安全监管中，往往会出于自身及其所代表的利益集团，做出有利于自身的非公正选择。

　　(三)公众参与食品安全监管，有利于实现政府管理创新

　　2006年9月4日，温家宝总理在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推进政府管理创新电视电话会议上指出：“我们一定要深刻认识政府自身改革和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努力建设法治政府、服务政府、责任政府和效能政府。”在食品安全监管中实现法治、服务、责任和效能政府管理创新的目标，就是要使各级人民政府及其主管部门在食品安全监管过程中做到依法行政、服务公众、职责明确和廉洁高效。

　　首先，食品安全依法监管需要公众参与。所谓依法行政。即一切行政机关必须严格依照法律规定履行管理国家和社会事业的职责，一切行政行为必须有法律依据，依照法定程序进行，接受法律监督，既不失职，也不越权，对违法失职行为依法承担法律责任。依法行政的“法”既包括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食品安全监管方面的法律，也包括政府行政规章和规范性文件。政府在食品安全监管中严格依法行政，就是对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制定的食品安全监管法律的最大诚信和践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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