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历史教科书往往把军阀说得十恶不赦，其实这完全是脸谱化的洗脑手法，因为人的丰富及多面，使得所有单一的标签，都存在着事实上的偷工减料。民国四川军阀可谓恶名昭彰，但他们在自己的防区里也并非尽干些竭泽而渔的蠢事，因为即便要在鸡脚肝上刮油，你也得先养鸡才行。所以他们在防区除了历史书上写着的横征暴敛外，还修公园、建学校、筑公路，是谓标志性的“三大件”。经商意识浓厚且见多识广的南粤地区所出产的军阀陈济棠，自然非四川土鳖可比，在搞市政建设的同时，主要为夯实自己的经济实力而不懈努力。他夯实经济实力的目的，除了满足自己及跟随者的欲求，养活让他稳坐“南天王”交椅的军队外，更重要的是，能与蒋介石中央政府分庭抗礼，不受其事实上的节制。

这样的思路当然让陈济棠看上去礼贤下士，求才若渴，连张东荪、张君劢、林砺儒这些并不“实用”的知识人，他都有所借重，何况像冯锐这样可以立马给他带来好处的“实用型”人才呢？因此对于陈济棠用月薪千元大洋请建筑师刘大钧、一千八百元请菲糖厂工程师金格、二千元请香港军事化学专家黄新彦，这样的大手笔，并不让人吃惊。冯锐具体拿多少薪酬，现在已是个无法揭开的谜，因目前所能找到的资料，亦没有任何记载。冯锐被害后，其妻于1937年自印了一本九十页的小册子《广东糖业与冯锐》，旧书藏量极丰的孔夫子旧书网标有一本，价昂四百元，但我下单后，卖家却久说没找到。幸好张研、孙燕京主编的“民国史料丛刊”，于2009年在大象出版社影印了《广东糖业与冯锐》，书中提到有人攻击冯锐贪墨，死后余有千百万资产。不著姓名的写家，引用1936年上海《晶报》发自香港的新闻说，冯锐死后余资产十九万九千一百元，但所有均是正当所得。因为冯善于做经营，且其妻陈昭宇又做贸易。新闻还说其夫人陈昭宇女士，系出名门，节俭逾常，那些说她有千百万遗产者不攻自破（见《广东糖业与冯锐》p50，该页有上海晶报影印件）。

（冯福洪留下的市头糖厂照片。）

即令冯锐大部分资产系善经营而得，那么他的薪资也一定不低，这自然说明陈济棠对他的倚重。冯锐的确也不负众望，善于利用世界经济危机，对外国制糖机器厂家的影响，而得低价无担保购买其机器，因此在三年之中建成了六个现代化的糖厂。陈济棠当然希望制糖工业建设大干快上，蒸蒸日上。而冯锐也夙兴夜寐，符合陈济棠的节拍，使他由此获利甚丰。但任何事都有自身的规律，过速则会伤害相关人士与机构的利益，引致他人的不满。糖厂之速建，致使蔗田不敷应用，于是冯锐就把那些不种桑树（因为世界经济经济危机，中国的桑蚕与丝绸业大受打击）的荒田，让农户种植甘蔗，增加他们的收入，这自然是件高兴的事。但有些一时无人认领的荒田，亦被征来种甘蔗，引起了当地家族的杯葛与不满，因为这可能是暂无人耕种的族田（义田）。而家族势力在南粤历来是比较强势的，这一点我们前两年发生的乌坎事件中依然可以窥见一斑。

国外的精制白糖输入广东，使得广东土糖毫无竞争力，也使广东主政者的税源和财源大幅度丧失。在这样的情况下，陈济棠的做法当然是打国货牌。民族主义的号召，一旦与利益结合起来，有无比强大的威力。给进口精制白糖征高额关税，这自然会损害与外国人或香港人做生意者的利益，同时打击走私白糖，也会得罪一边做货物（包括白糖等）生意与暴力生意的黑恶势力。这既是冯锐的主意与方案，也是他在具体参与执行，如此替陈济棠做事开道，自然他会成为陈的心腹。但问题在于，要为陈济棠背很多书，却没有任何办法限制陈济棠的兄弟陈维周与一干兄弟，走私白糖吃巨额差价，这事不妨说是陈济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他们如此干的。在还没有开始自产白糖前，就贴上自己的牌子来卖国外精制白糖，因此当地人贯以“无烟糖”（糖厂制糖当然要冒烟）的标签，加以嘲讽，恶名在民众中不胫而走。

由以上诸多做法，形成广东特有的糖业统制，这就使官方专营权，压制了民营糖业。香港学者连浩鎏在《陈济棠主粤时期（1929—1936年）广州地区的工业发展及其启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一期）一文中对其所做的工业建设，做了一定的研究，陈济棠因冯锐经营糖业，从中获利不少。虽然这样的统制，也客观上帮助了广东乃至中国制糖业的发展，增强了民族制糖业的竞争力。但其当时的实际效果是使得陈济棠及其心腹们，实现了利益最大化。对地方经济振兴自然有一定的好处，但对所谓的国家利益，却未必有真正的帮补。因为陈济棠当时也并没有具体抗日的行为，亦没有输财以资助抗日队伍，其所做也就是军阀自固，以使粤宁对抗时，不至于没有相应的资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