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不是只有余汉谋想杀冯锐，还有没有其他外部乃至外国因素呢？《广东糖业与冯锐》还给我们透露了其他的消息。冯锐与家人通音讯很困难，想尽办法写过四封信，请一稚童带出来（这里面有不合情理，类同小说家言处）给冯母，其第一封信中谓要同仁努力糖业，说以前他不能报销的旅费，由他负责赔。“其余我在糖厂并未透支分文，俱有账目可稽。此次受厄全系某国勾结奸商从中作祟，希望把我推翻之后，便可完成其破坏粤糖业之计策，言之痛心云”（p104）。揆诸彼时情势，这某国应是指日本。1936年广州缉私总处报告，日本浪人私枭在广州市内组织的私运机关达四五十处，被农税局及缉私处查处的走私浪人案件无日无之，事后日本驻广州领事馆竟派人汹汹取回私货（肖自力《陈济棠》p417）。

不妨说日本私枭与奸商对冯锐是痛恨的，但我觉得这种痛恨不足以杀害他，因为陈济棠下野了。如果余汉谋主政不对他们严处，冯锐又何能拿他们奈何呢？余汉谋借蒋介石之对冯的不爽，借日本私枭与奸商于冯的怨恨，加上他要安插自己心腹控制糖业这块肥肉，用贪污之名，一举拿冯锐祭旗，就水到渠成了。

【二、平教会里的农业及调查专家】

余汉谋以贪污之名杀害冯锐后，广东媒体自然随声附和，外地媒体恐也很少报道。知识界认识他的人乃至他曾经工作过的平教会诸人，也未能就此发声。像这样一位英年早逝的农业经济学家，其被杀至今仍是个谜，但研究历史者却很少去挖掘此事。我因研究民国NGO的历史，而关涉到他，因此就手上有限史料，对此事做一个可能的推断。他在广东这段历史，当然被人记住的是他对于广东制糖业的贡献。但诸位不要忘记他是广东省建设厅农林局局长，而非只是糖业公司总经理或者糖厂厂长，他对农林其他方面的建设，也不能不有所提及。

农业推广是民国时期高校及不少NGO机构所做的一项比较持久的惠农措施，这方面所取得的成效，前者有李瑛的《民国时期大学农业推广研究》问世，后者似乎未见有成书的专题研究。国民政府在农业推广上，也有不少举措，即便地方军阀如陈济棠，他要让自己治下安宁持久，也不能不对这方面有所措意。陈济棠延揽冯锐到自己手下，其用意自然也是用冯锐之所长，而冯锐的所长在其专业知识与农村调查经验。冯锐一到任，就继续前人所举行的农业种子改良。特别是在农业推广上，采取官方与民间并行的举措，向各县派出农林推广专员，并广设农业推广处，以便将农业科学与实际运用联结起来而生实效。

1935年的《申报年鉴》记载，全国从事农业技术推广、农技改良、农业科研的机构，除了江苏外，就数广东最多，达96处。在《提议设立广东各县农业推广处以普及农业设计而增加农民生产意见书》里，就设立各种农事机关的目的时说，以农林局“试验之结果，科学之设计就地广为表证，以促成农民之取法而坚其信仰，庶数千年相沿之习惯可望彻底革除，科学之效用可期实际施行”（转引肖自力《陈济棠》p336）。这与《陈济棠自传稿》里十三节“广东三年施政”所说，也可互相映证，如城乡建设中有城乡自治、改良农业、推行农村合作事业、建立民众教育馆等（《陈济棠自传稿》，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4年版）。1936年“两广实业考察团”的记者报道陈济棠的“农业复兴计划”所涉五点，更为完备恰实。“一为水利，二为种子改良，三为土地改良，四为农业机械，五为合作社之组织”（转引肖自力《陈济棠传》p338）。

这些功劳的具体实施者当然是冯锐，可能就连陈济棠对记者发表的讲话文稿，都是其所拟亦未可知。他为赴菲律宾洽谈制糖机器，也着意考察“菲岛历年来用西方农业科学来改良农业有何成就”（见1933年7月21日冯锐在农林局纪念周上的报告，转引自《广东糖业与冯锐》p44），这对冯锐来说，既是其工作需要，也是其专业所施展的地方。说到冯锐在广东农林局的工作与定县平教会工作的联系之处时，无名氏在《广东糖业与冯锐》不无夸张地说道：“考氏能成功之唯一要素：乃在定县办理平民教育，其成绩久已驰名中外，世界知名学者，复多为神交，故冯氏一履菲地，即受菲岛政府及各学术团体，殷勤招待，实予氏以不少之便利”（p41）。冯锐到菲律宾考察制糖业并洽谈制糖机器能成功，其精通农业及制糖业固是重要因素，但说其是唯一要素，那实在是有所夸大。熟知历史的人，都对彼时世界经济危机给中国带来的一定便利，不可不提。不然，冯锐无担保低价能购到二手或者新的制糖机，就无从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