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常识》当属训练平教会乡村教育干事的铁定“教材”，但他们三位并不满足于此，他们认为如下七种人都属于他们这本书的读者，一是乡村服务之人士（商人、教师、官吏、教育人员、农业推广者等）；二是农民，他们认为农民们完全靠经验，其“实际工作皆无理性”，因此已知者无从改良，未知者又无从得知；三、四条系指城市里与农业发生直接或间接关系的人，亦应读读此书；五是小学生欲升入中等专门学校者；六是小学中学大学教“农业常识”科目，诚属好事，但“善良课本，甚为缺乏”；七是可作中等农校之课本，以及大学农科的参考书。你或许会想，他们这样爆棚的自信，有没有相应的事实根据可资佐证呢？此书由商务印书馆初印于1929年11月，我手中这本为1934年3月国难第51版。不到四年半的时间，印了51版，说是畅销书恐怕也是不为过的。

20世纪上半叶不少的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公共卫生专家鲜有不做社会调查的。如农业经济学家卜凯、工农业经济学家方显廷、农业推广专家章之汶、公共卫生专家兰安生、陈志潜、社会学家陶孟和、李景汉、吴景超、杨开道、许仕廉、费孝通、李安宅、蒋旨昂等，冯锐自然也在此列。冯锐的调查不像陶孟和的北平物价指数和人力车夫的生活调查，更不像李景汉的《定县社会概况调查》，成为直接的个案示范，而成为经典性范本。就我目前所掌握的冯锐资料来说，他似乎没有实际的具体调查，但他写出了至少仍可以给人启发的调查格式，使得彼时不知如何调查的学习者，有模板可循，其功类同于《农业常识》一书的普及作用。

作为平教会生计教育部主任的冯锐，自然要引导乡村平民教育的干事及参与者们，学会如何做相应的调查。不会调查，你怎么知道你所在地民众的生活状况，在地理、气候、物产等方面与它地的差异，以及要如何措手，做好乡村平民教育与农业改良及推广的诸多事项呢？但你手把手地教或者直接授课，由于中国地域广大，影响的人数即便叠加，也还是有限。还不如直接写一个类同于模板式的调查格式，通过出版使其传播，来让更多的人受惠。但问题在于，在冯锐之前，并没有一个完备调查格式等着他来参考。虽然他在美国受农业经济学教育，调查一项自然是必修课，但要结合中国的实际，却并不是他课程里面所固有的，这就使得他必须做点开创性的工作。

冯锐所著《乡村社会调查大纲》分为上卷“普通调查”、中卷“农业调查”、下卷“经济调查”，厚达四百四十页。这书由平教会自己印刷出版，但校阅者却是大有来头的各方面专家，虽然不是审定式的，但有可靠的校阅者把关，可以最大程度地避免因涉及领域较广而犯不必要的错误。校阅者分别是诸葛龙、李景汉、杨铭崇三人。诸葛龙曾与钱希乃合译爱佛林·杜威的《道尔顿研究室制》于1923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大约是做与教育相关之调查与研究的人。而李景汉则大名鼎鼎的定县社会调查的具体实施者和撰写者，至于杨铭崇也是非常厉害的农业经济的调查人，如他作为分区调查主任，曾参与卜凯为总调查主任的“中华民国二十年水灾区域之经济调查”。后来杨铭崇所编《近七年我国十三省五十九处乡村物价调查》（农林部中央农业实验所1941年印行），更著有《实用统计学》等书，在在表明杨铭崇与李景汉一样，是经济及社会调查方面的行家里手。

在《乡村社会调查大纲》附录之“乡村社会调查法概要”里，冯锐说：“欲谋乡村之改良，必先明了乡村现时之实况，及将来之需要，而后乃有研究之根据。若不明真相，按一己之理想，尽唱高调，则恐空费工夫，而乃无补于事”（p435）。要做调查，必要有相应的乡村调查之知识，并依凭一定原则（如宜求简明，使农民易于回答；调查份数之多寡以该地生活状况之复杂与否来定等），方法则借重乡村学校或者该地在城市中的主要人物，联络情感，以便确定演讲与介绍等。具体说来，冯锐认可的调查方法应采取谈话式、观察式、测量式等，这样使得调查具体而实在，有接近于事实之可能。

《乡村社会调查大纲》上卷之普通调查，就其目录来看，既受以前志书（州府志、县志等）的影响，但就具体测量与调查方法来看，却是从西方来的现代科学的指引。这也就是说，中国古代也有将一地一乡之历史弄清楚的想法与努力，但结果并不让人满意，所以引进西方调查方式，以确定此前许多模糊的领域，就成了一种无法回避的必然。有许多地方，在今天看来，业已得到了重视，但“乡村卫生和清洁”、“家族”、“农业状况”、“宗教”、“风俗道德”等方面，从精细的角度来看，依旧有很多值得注意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