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场面，在如今的强拆与抢尸的场合，我们并不少见，大家都已经习以为常了。但在民国时被记录下来的却并不多。为什么呢？因为没有这么多可记录的，尤其死者是一位海归博士。民国的海归博士可谓精英中的精英，他们在那个时代备受推崇，生活优越，地位令人钦羡，那为什么这样的不幸会让冯锐摊上了呢？这还得回到他选择到一个不稳定的地区（军阀控制的惯常特性，政治缺乏可预见的稳定性），在人们看来充满肥缺意味的职位（农林局长并没有多么了不起，但办垄断的糖业却是肥缺中的肥缺）。政治不上正轨，或者非常时期，民国时在河南宛平做社会自治的彭禹廷，也被曾经是土匪的其卫士杨天顺所杀。掌管民国最大民间组织华洋义赈总会很长时间的、同样是海归的章元善，抗战时在经济部任平购销处处长，也差点被自己顶头上司翁文灏的“政敌”徐堪等人，拿来作为“借人头，平物价”的靶子。好在只是拘捕12天放人了事（见薛毅、章鼎《章元善与华洋义赈会》p45—46，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

对陈济棠主粤的历史有比较深的研究者肖自力，在提到冯锐所创办的广东糖业对陈济棠的作用时说道：“‘三年计划’中本来没有发展蔗糖工业的计划。为了筹集建设资金，陈济棠采纳了冯锐的意见，先办消费量大、见效快的项目，把办糖厂作为经济建设的突破口，从中赚取了可观的利润。水泥、钨砂、糖，是陈济棠积累建设资金的三大摇钱树、聚宝盆。”（《陈济棠》p319）别的不说，单是1935年各糖厂盈利就达一千万元，且在上海打败了洋糖之销售，就足以彰显垄断糖业利润有多么惊人。同时，他在提到冯锐对陈济棠执政的人才效应时议论道：“在‘冯锐效应’的带动下，一大批留学归来的科技人才积极投身地方建设，在省营工业各工厂担任行政领导和技术主管的留学归国人员就超过了20人”（《陈济棠》p322）。这说明冯锐在陈济棠执政时期的重要性，也与他在困危时期作为陈济棠的特派代表谒见蒋介石，从中转圜的身份，是相匹配的。

冯锐遗孀从欧洲回来，抚尸痛哭而不得，其痛心伤惨，外人无论如何地有同情之理解，终是隔膜。她泣述的“先夫冯梯霞行状”是否其亲笔很难说，即便有此文笔，要想她在哀痛未尽时来为冯锐翻案，其可行性恐怕也较小。于是她请了一位对冯锐糖业比较了解的人，或者说花了相当的功夫做调查、做资料搜集的人，来写了一本小册子《广东糖业与冯锐》，自费印行。自费印行，可能是赠送亲朋留作纪念。另一方面从内容来看，为其翻案的色彩非常重，或许呈送给报馆与一些言论领袖也未可知。陈昭宇果真如此做过，从效果上看，却好像没有什么反响。以至于后来有人采访到冯锐后人时，也未见其后人或者记者提到过这本《广东糖业与冯锐》的小册子，更没有认真分析过冯锐为何被杀，其间蹊跷何在？

《广东糖业与冯锐》这本小册子，不著姓名，本身就隐含了彼时写作的人，对于杀冯锐的新主政广东者余汉谋的恐惧。作者写得很有情感，为雪冯锐贪污之冤，也算有理有据。但他频频赞赏冯锐之建设广东糖业是为国家一说，参照上面陈济棠对冯锐的重视，这里面就有深刻的矛盾。著者翻案要用国家利益来为其雪冤，事实上他所创之事业，后来的确为广东也为国家民族工业做出了贡献。但在宁粤对峙的情形下，此之蜜糖，正是彼之砒霜。你在陈济棠那里有多得势，你做出的成就有多大，你带给对南京方面的抗衡力就相应地更大。冯锐作为陈济棠的特派代表拜谒过蒋介石，蒋当然知道冯锐对陈济棠的重要性。蒋未必直接想杀冯锐，因为陈济棠已下野，冯锐对蒋介石没有什么威胁。可是余汉谋却可以利用蒋对冯的不爽，且蒋也得放纵余汉谋在广东地界不违他之大碍的“自治”。

广东有很多势力如走私、如土糖制造商等，乃至余汉谋本人，都难免对冯锐有恨，因此借“两广事变”之余势，把冯锐说成是“两广事变”的助势者，同时又说他贪污，将其解决掉，可以杜舆论悠悠之口。为何能杜舆论悠悠之口呢？因为宁粤对峙的情形，在彼时民族主义已成主流话语的、要求统一抗战的时代，粤方自然会被说成是对国家的大坑害，被说成是“异动”与“内乱”之源。抗战军兴，蒋介石已然建立了他的正统地位，使得陈济棠这样的反对者处于不受舆论待见的地位。如此一来，凡是粤地所出之事，如被余汉谋管制下，报道出来的冯锐之贪污，不容易得着公正的议论、同情——我读不少资料，没有查到任何当时有名者对冯锐一事的议论与回忆，包括那些在平教会与冯锐曾共事的同事，这实在是令九泉之下的冯锐都难以瞑目——更不能得到公正的审判，最终只是匆忙地一杀了之。从背书到背黑锅，距离并没有看上去的那么遥远，冯锐只不过成了余汉谋对陈济棠余恨未消的出气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