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盲标准与文盲测验，当时都有很多争论，其实至今也未有定于一尊的说法。傅葆琛介绍了当时平教会定县试验区的农民教育部所运用的一个测验法，就是用农民千字课、市民千字课等统计出的二十个基本汉字来做测验基准。“土母先物约恒票盛照面水功决定马乌急电福织”，前十个用来做讲读测验，后十个用来做听写测验（《傅葆琛教育论著选》p125）。而冯锐写作《乡村社会调查大纲》时供职于平教会生计部，他在“文盲测验简表”里，完全照搬农教部所列的前十个字“土母先物约恒票盛照面”作为“讲读测验”，而他的“听写测验”，则只是听写一至十的数目汉字。说明冯锐认为“水功决定马乌急电福织”这后十个字作为听写测验太深了，他不认可，但他的听写测验也未免有容易到敷衍之嫌。这从侧面反应出文盲标准与测验办法难于取得一致之认知。

冯锐被杀害已近八十年，他在平教会的事功，就是对民国历史素有研究的人也似乎忘记了，这是件令人遗憾的事。他死后，其妻陈昭宇泣述家庭成员时曾说：“上有衰姑，六十有七，下有弱女，长者九岁，次才六龄，事畜之责，未容旁贷，偷息人事，无可控诉！”（《广东糖业与冯锐》p6）。大女今若在已经八十七岁，小女若在亦是八十四岁，现在业已无从查找。据《新快报》记者侯鹏飞去年撰文《岭南糖业先驱冯锐负笈留美成大业 乱世难留救国心》，说冯锐死后出生一个遗腹子，在文里被称为冯叔而不名。不知冯叔为何不愿公开自己的姓名，并说出其知晓的冯锐的更多事情？或许他手上的史料无多，也没办法撰写回忆与研究，作个对父亲像样子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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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代金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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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任职于《四川文学》，著有《沉疴：中国教育的危机与批判》、《吴虞和他生活的民国时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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